作为全球瞩目的新兴战略技术，量子科技成为引领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热门研究方向之一。以推动我国量子科技发展为目的，总结量子计算、量子通信、量子测量和后量子密码等量子科技主要领域技术研究现状，梳理和分析国外量子科技政策发展情况。该研究有助于了解当前国外量子科技发展脉络，为政策制定提供借鉴和参考。

当今信息化时代背景下，加密流量呈爆炸式增长，其在保障了信息传输的安全性的同时，也给了不法分子可乘之机，对流量的分类、识别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尽管传统的基于规则的识别方法和流级行为特征等方案能实现较高准确率的分类、识别，但在数据隐私和安全方面仍有待提升。着重研究基于联邦学习技术的网络加密流量识别系统，针对使用SSL/TLS进行加密的流量特征，提出了一种高效加密流量识别模型，主要通过特征提取和模型训练来实现对加密流量的准确分类，可以在不接触原始数据的前提下，进行信息共享和模型训练，通过加权平均策略获得准确的加密流量分析模型，有效监测夹杂在海量数据中的高危流量。在加密数据集上的实验有效验证了该方法的可行性。

近年来，利用机器学习直接从文件字节序列中提取特征并进行恶意软件分类的方法受到了广泛关注。但恶意软件字节序列较长，直接输入模型进行训练，时间和空间开销巨大，难以适用大数据场景下的海量文件样本。针对该问题，提出基于字节序列频域采样的恶意软件分类方法，通过离散傅里叶变换设计频域采样策略保留字节序列中的主要低频成分，合成新的短信号，实现训练效率的提高。公开数据集上的实验结果表明，与最先进的基于原始字节序列的恶意软件分类方法相比，所提出的方法与其分类效果相当，且将模型的训练时间和GPU显存占用分别降低了90%和50%以上。

作为物联网设备互通的新范式，卫星物联网能够有效弥补传统地面物联网的不足。然而，卫星物联网环境下设备间交互的安全保障能力仍有待提高。鉴于此，提出了一种面向卫星物联网的无证书双边访问控制方案。本方案采用无证书公钥加密技术避免了传统加密方案中的密钥托管和证书管理问题，并基于匹配加密技术实现了发送端和接收端的双边访问控制。此外，通过将部分加解密工作外包给边缘服务器的方式，减轻了终端设备的计算负担。基于标准困难假设的安全分析证实了本方案的安全性，而性能分析则表明了本方案的实用性。

印度的网络安全战略在全球治理与国内挑战影响下呈现多元主义路径。从印度信息技术政策的演变切入，揭示历史竞争与国际战略选择中的多元考量形成其网络安全战略的基础。其次，剖析印度国内意愿与能力错位、国际治理压力及大国博弈等因素对其战略调整的影响。最后，聚焦数字化进程中的数据安全，阐述印度在“数据民族主义”、国际合作及人工智能与数据一体化平台建设方面面临的机遇与挑战。面对网络安全应对能力不足、高端技术创新不够等局限，印度试图通过政策立法和技术布局强化网络安全防护体系，并在国际竞合中寻求灵活战略空间。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给人力资源应急管理带来了新的挑战与发展。此背景下，在人力资源领域持续扩大基础数据规模，合理利用数据驱动决策可有效提升人力资源应急管理效能，而加强其中伴随的信息保障能力不可或缺。通过探索数据驱动的人力资源信息应急保障方法，初步提出了信息应急保障的简易体系框架，为开展人力资源信息应急保障的研究与实践提供借鉴。

为加强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合作和助力企业数据合规跨境，从个人数据保护、网络和数据安全、数据跨境流动探讨了东盟数据治理规则现状，分析了区域合作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研究发现，东盟及各国逐步强化数据治理实践和监管，但是区域制度协调和监管实施趋于复杂化，加大了区域各领域数据治理合作的阻力。据此，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需要夯实区域数据治理规则的协作共识、打通区域数据跨境监管的合规脉络、共建区域数据治理的互信互认体系，携手共建共享更和谐、更安全、更高效的新发展格局。

数据的价值源于数据的收集及处理后呈现出来的群体特征，但是既有的数据治理模式均强调将数据权利内化为数据主体的个人权利。个人主义的数据主体权利无法代表数据群体层面的影响，数据群体影响在数据的治理中应当得到充分的考量，缺乏这种考量，数据治理无法真正维护数据的社会效益，其实效无法得到充分发挥。如何妥当地将数据群体影响纳入数据治理模式之中，需要更多依靠集体形式的数据治理模式，数据信托等数据集体管理模式可以为建立数据群体治理方案提供可行的建议。应当从数据收集合法性边界、数据管理机制、数据使用机制及数据问责机制三个机制出发，重新制定数据群体治理方案，实现数据更完善的治理模式。

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是各地开展数据要素市场建设的重要抓手，该项工作的难点是明晰各参与主体在授权运营过程的权利类型。通过梳理全国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在制度建设和实践探索的现状，研究构建了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的权利流转模型，进一步明确了授权运营各参与主体对于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和数据产品经营权的掌握情况，并对权利登记确认的责任主体及登记方式进行了说明，从而为全国公共数据授权运营产权制度建设贡献探索经验。

加强数据流通与隐私保护是数字社会建设的迫切要求。数据流通创造了价值或增加了附加值，但是其动态流动性及其增值性亦常导致个人隐私数据被窃取、买卖、非法使用等安全问题。为确保数据技术赋能与个人隐私权益之间的和谐共存，亟需在实践中深入应用比例原则，从理论与价值维度寻找数据流通与隐私保护的调适逻辑，构建适当性规则、必要性规则和均衡性规则，形成三规则层层递进、层级完备的调适路径。

加强城市数据治理体系建设，是实现城市数字治理和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前提。当前数据治理普遍存在公共数据质量参差不齐、数据跨系统跨层级流转困难、重点场景应用支撑不足等问题，公共数据治理效果大打折扣。创新性地提出以业务-数据-应用多元融合治理为核心、大模型辅助加持的Yi（亦）模式智慧场景构建体系，体系以“一切业务皆事项” 为治理理念，按照“业务即数据”为指导，针对业务对象进行“业务-数据-应用”一体化设计，形成以业务梳理为源头，以场景快速见效为目标，支撑和牵引数据治理的一套技术路径。该技术路径可实现业务、数据、系统功能的打通，发挥大数据优势，释放公共数据价值，赋能数字化转型并支撑政府业务变革。

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政府信息公开审批处理活动不断面临自动化、透明化、一体化的新背景。为提高行政审批效率，政府需要对个人信息的数据进行收集，针对行政相对人信息公开申请的必要性实现更准确的判断。由于科技本身固有的高风险性，技术赋能的新环境也带来了如越界侵权、算法歧视、数据壁垒等新问题。基于此，国家亟需在明确数据搜集边界的基础上，及时对自动化模型下游端进行人工标注，建立垂直化的行政管控模式，以实现公民知情权的充分保护。

数据的权属问题是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基础性、关键性问题，数据登记是推进数据确权的有效路径。通过对各地数据登记有关资料进行分析发现，数据登记一般包括数据财产权登记和数据知识产权登记两种典型模式，数据财产权登记路径主要分为政府主导、企业主导和政企协同三种登记路径，而数据知识产权登记主要由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等事业单位主导登记。为充分发挥数据登记的作用，总结分析了数据登记的登记对象、登记结果、登记效力等方面的难点问题，并针对性地提出相关建议。

公共数据授权运营作为新型要素的配置方式，以市场手段实现数据价值，深度赋能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探寻公共数据授权运营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在于自上而下地开展体制机制与组织机构设置。“数据确权授权”与“公共数据开放”双重理论路径，有效提取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的主体与职能、运营模式选择、数据安全保障、数据产品的权属等赋能要点，归纳出公权主导与合理限制的意义及作用、平等原则与公开原则等理论要求。提出建立健全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全流程的安全保障体制机制、以公益性目的界定公共数据产品及衍生数据财产权属的制度建议。

当前，世界各国不断通过组建数字同盟和搭建区域伙伴关系等方式，提升本国在国际数字经济治理问题的话语权和国际数字规则制定上的主导权。在此背景下，我国可利用“一国两制三法系四法域”优势，推动跨法域区域数字经济规则发展，为后续制定和加入国际数字协议提供镜鉴。鉴于两大特别行政区的数字经济规则已相对落后于内地的现状，将从立法现状、经济发展和治理理念等维度剖析粤港澳三地数字经济规则差异原因，探求三地规则之间的共性与差异，通过比较法视角探讨区域数字经济协同立法的可行性以及路径选择，并提出加强促进性数字协定签署推动区域数字规则共识形成、建立数字经济领域的区域基本法和制定兼容性的境外数据流通评估机制作为大湾区区域数字经济协同方式。

在数据成为关键生产要素的背景下,数据资源持有权在数字经济中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数据处理流程，数据资源持有权的客体被限定为合法取得的原始数据，不包括经过进一步加工的数据集合。数据资源持有权实现方式包括有限控制的持有、有限范围的收益和方式受限的处分。权利实现方式受到双重限制。在个体层面，个体同意是数据资源持有权实施的基础，商业秘密和数据来源者权利是权利实施的边界。在社会层面，竞争法和合理使用原则限制数据资源持有权，竞争法约束权利以维护市场公平竞争，合理使用原则平衡数据持有者与公众利益，其适用条件包括非商业性利用、科研教育及公益研究。

如何规制人工智能未经许可使用作品进行训练之行为是当前著作权法急需回应的问题。鉴于采取不同法律主体地位理论会存在不同利益分配对象，为避免影响规则的调整逻辑，应将不同利益关系置于具体语境中进行讨论。若采用“主体说”，应明确学习阶段侵权与输出阶段侵权的关系，作品性使用与非作品性使用的标准，来确定合理使用制度外缘；若采用“工具说”，人工智能在参照适用合理使用的同时，应承担更重的版权注意义务，采取更为严格的合理使用准入标准，借助集体管理组织制度简化降低许可成本以达到准入标准。

数据交易客体权属配置问题在理论界和实务界的争论不休，严重阻碍了数据交易市场实践的发展。数据交易的客体具有特殊性，数字经济的发展态势要求数据共享，这与传统所有权要求的直接支配与排他相斥；数据资源的增殖性与矿产资源的消耗性互异；数据产品共享性与知识产权专有性也相悖，现有规则难以满足数据交易市场的需要。基于数据主权维护与数据的公益属性，考量数据生产主体提供的资本或者添附的劳动彰显私益属性，提出“数据资源的国家所有”与“数据产品的数据生产主体所有”的二元财产制度构造，使我国数据资源的权属配置以数据产品权利为中心并遵循法律的逻辑进路开展，赋予数据生产主体以数据产品所有权，满足交易客体所需的权属明晰标准，为构建统一数据交易市场提供基础。

为防控数据安全风险，细化数据安全审查实施规范，实现维护国家安全的本质目的，提出应对数据安全审查实施困境的措施。基于数据安全审查实施的必要性，揭示现行数据安全审查实施在国家安全认定和影响难以衡量、数据安全审查主体和审查范围界定不清的困境，并对数据安全审查实施提出优化措施。研究针对数据安全审查实施中存在的挑战，实现“国家安全”审查因素具体化与抽象化的统一，以重要数据和核心数据的识别与管控为审查中心，实行常设与特设审查主体并行协调治理，推动数据安全审查的实施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