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以下简称《个人信息保护法》)在逻辑上采取了“个人信息”与“匿名化信息”的二元划分模式[1]。根据该法第四条的规定,个人信息是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与已识别或者可识别的自然人有关的各种信息,不包括匿名化处理后的信息。从制度功能来看,匿名化条款旨在确立一种状态豁免机制。在这一框架下,一旦数据经过技术处理达到法定的匿名化状态,便脱离个人信息的法律范畴。此时,数据处理者无须再履行告知、同意等个人信息保护义务,以此降低合规负担并促进数据要素的流通利用。对此,有学者认为匿名化标准应当从“绝对安全”向“情境适配”转变,即,基于不同信息敏感程度、信息用途和流动空间采取不同匿名化标准[2]。绝对匿名化标准的深层危机在于其试图将静态技术合规视为免责的唯一依据。情景化的匿名化标准仍然是以静态技术合规作为免责依据,依然未能脱离静态技术合规的窠臼。
医疗数据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广义的医疗数据以健康权关联度为标尺,将其系统解构为“临床诊疗、公共卫生、健康产品、科学研究”四大维度[3]。狭义视角的健康医疗数据,本指在医疗服务提供过程中产生,通过电子方式记录,与已识别或可识别的数据主体有关,能够直接或间接揭示其身心健康状况的信息[4]。它兼具高度敏感性与显著公共价值,既承载人格尊严与隐私利益,又被制度性地赋予医学研究与公共卫生治理功能[5]。数据是信息的载体和表现形式,信息是数据所承载的内容和意义[6]。医疗数据一旦具备识别特定自然人的可能性,即落入个人信息范畴,并通常被认定为需适用更高保护标准的敏感个人信息。在共识层面,学界普遍承认个人信息的匿名化是相对的,因为现有的数据分析技术以及不同渠道的数据公开或泄露均有可能导致匿名化信息再识别特定自然人的可能性,没有任何技术能够实现完全匿名化的技术效果[7]。因此,医疗数据的免责模式不应当执着于绝对匿名化的落地,而应转向以风险可评估、可控制为核心的治理思路,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以概率型风险阈值为支点,重构安全港机制及其责任配置路径,从而在保障个体权益与促进数据利用之间形成更为稳健且具有前瞻性的制度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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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信息:
蔡鑫瑜,冯曦
(南方医科大学卫生管理学院,广东广州51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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